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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三,宇杉讀書會進行到第五期,運營總監智琦給我們帶來了對張維迎先生的《產權、政府和信譽》一書的分享和解讀。

         

張維迎先生,從西北大學經濟學本碩畢業后,前往牛津大學深造并獲取了經濟學博士學位。在牛津就讀期間,師從于著名經濟學家、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ames Mirrlees和產業組織經濟學家Donald Hay,主攻產業組織和企業理論,以及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
1994年,張維迎將博弈論引入了中國,也是中國研究信息產業經濟學的領軍人物。同時,他也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忠實擁躉,非常推崇哈耶克,曾說過“哈耶克的市場理論是目前為止最好的市場理論”;他堅定地捍衛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主張國家退出經濟領域,讓萬能的自由市場主導經濟運行,大力支持和推動國企改制。
《產權、政府和信譽》一書,收集了作者近幾年來寫的一些有關產權與企業行為政府行為、市場秩序之間的相互關系的文章。這些文章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為:無恒產者無恒心,無恒心者無信用。圍繞這一核心思想,智琦從“市場秩序的信譽基礎”、“政府管制”和“國企改革”三個主題出發,和我們分享了此書中張維迎先生的諸多觀點、見解,以及她的解讀與思考。
 
  Part 1: 市場秩序需要信譽基礎,產權才是信譽的源泉
 
  信譽縮減了雙方的交易成本,填補了信息不對稱的鴻溝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原文意譯:沒有固定的資產而有一定的道德水準,只有士人階級才能做到。對于一般的民眾而言,只要沒有固定的資產,便沒有一定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一旦他們沒有固定的道德信譽,便會放蕩無恥,無惡不作。
維持市場有序進行的機制中,法律是由第三方實施的,它不僅要求雙方能觀察到交易行為,而且要求法庭能夠見證這種行為。但在許多情況下,法律也有鞭長莫及之處,這時則需要由交易雙方之間形成的信譽機制來維持。
市場秩序為什么需要信譽基礎?張維迎先生指出,對信譽的需求來自于信息經濟學中的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比如對于出售產品的質量,賣方肯定遠比買方清楚。在這種不對稱下,信譽就是掌握信息一方不欺騙對方的一種承諾。
信譽的缺失,會導致市場交易成本和社會總成本的大幅提高。企業失去信譽后,需要為出售產品和服務提供更多其他背書和營銷成本,消費者會因為不信任而消耗更多遴選和鑒別的時間成本。尤其是當連續贗品事件引發對市場的整體信任危機爆發,會導致整個市場急劇萎縮。
 
  從鄉村社會→現代社會,組織通過“廟”來約束“和尚”
傳統鄉村社會中,小村莊里的人們會表現出更重視和信守承諾。這取決于三方面:首先,小村莊是一個閉環小社會,信息傳播迅速通暢,不守信譽的負面背書很快就會在小村莊中人盡皆知;其次,村莊里的人們有積極性去懲罰違約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由于小村莊中人際往來頻繁密切,人與人之間進行的是多次重復博弈而非一次性博弈,所以人們有足夠充分的動機追求長遠利益。
現代社會則不同,其流動性大,雙方互不相識、缺乏信任基礎和相互制約的機制。想要解決信譽機制的問題,就需要在更高層次形態上復制出以上三個條件?,F代社會就是通過“廟”的聲譽來約束“和尚”的行為。企業和組織的壽命長度和聲譽廣度都遠超過個人,就把一次性的博弈轉換成了重復博弈。個人屬于某個團體或者組織,個體的不當行為也會損害團體或組織的信譽和利益,這樣組織就有充分的積極性懲罰其中的行為不軌者。
 
  產權制度的本質?如何制度上來保護市場信譽機制?
企業作為信譽載體和維護者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決策者有實實在在的賭注(即產權)在企業里。如果企業的市場價值與決策者的利益無關,那么決策者也就不會有重視和維護企業聲譽的動機。明晰的產權制度是信譽機制的源泉,也是決策者追求長遠利益的動力所在。產權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給人們提供一個追求長期利益的穩定預期和重復博弈的規則。
如何從制度上來保護市場信譽機制的有效運行?
1)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不恰當的運用權力、任意修改博弈規則,都是對產權制度的動搖。這種不確定性容易導致重復博弈的框架崩塌,也增加了觀察欺騙行為的困難度。
2)減少政府的交易活動。政府采購天然隱含了“為了別人花別人的錢”的動機錯配,導致政府并沒有積極性懲罰假冒偽劣,甚至在交易中因為擁有配置公共資源的權利而形成權力尋租的灰色空間,極大地毀壞了市場的健康信譽機制,導致劣幣驅逐良幣。
3)建立有效的信息傳輸系統。
4)法律促進信譽建立。盡管在市場中,信譽機制作為法律的互補項,往往作用于法律難以固定和規定的狀態。但法律還是可以作為維護信譽機制的底線。
 
  Part 2:政府管制:是一只強力的有形之手or一個隱藏的高成本陷阱?
 
  政府的天然壟斷和難以監督,決定了其非市場化身份
在市場中,政府和企業基因生來不同:
首先,政府具有一定壟斷性因此其在設計機制的時候,享有更大的自由和解釋權。
另外,政府的執政目標是多元化的,對政府的評判和監督機制,難以單純憑借經濟效益來界定。
這兩點直接導致了政府管制看起來是一只強有力的有形之手,但同時也會設下一個成本很高的經濟陷阱。
 
  中西方在政府管制差異:糾正市場失靈vs計劃經濟慣性
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后信奉的是自由市場制度原則,人們相信市場經濟,相信理性人都會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達到社會最優也就是帕累托最優。后來人們慢慢意識到其實市場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不完善性,比如生產者損害消費者,比如外部效應傷害。所以政府管制,可以有效地對遠離正常秩序的偏差進行糾偏,目的是糾正“市場失靈”,保證公平競爭和完善市場有效性。
但中國的政府管制更類似于是一貫沿襲計劃經濟的慣性本能,與市場競爭往往背道而馳。政府既是一般的行政系統、又是企業的所有者、更是特殊行業壟斷管制者,即同時扮演了裁判員和運動員的身份。
 
  管制為什么起不到預期效果?
首先,管制導致高成本:從事前防范、事中監督和制約、再到事后處理,紛繁冗余的管制機構的設置,造成了社會福利的巨大損失;同時在管制流程中形成的權利尋租行為,本質上就是一種對收入的不合理再分配。
其次,管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法定壟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乃至消滅了信用機制,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導致越亂越管,越管越亂。
再次,管制為腐敗提供了土壤,管制的設計初衷是為了維持市場秩序,但管制者和鉆營者之間難以避免會形成權錢交易的尋租行為,這對參與雙方來說是一個帕累托改進,但對整個社會來說卻不是帕累托最有效的,浪費了社會資源,降低了效率。同時,管制和腐敗之間往往還是一個幾何級數的關系,管制權力越大,所管的資源使用價值之間相關依賴性也越大,其賄賂尋租的利益空間也越大,腐敗越嚴重;另外,權力越大,對其監督則越困難,通過管制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一方,會有更大的動機不斷加強和維護自己的管制權力擴張,與社會利益最優化漸行漸遠。
對于政府自身而言,管制只是單方面增加了決策官員的責任,責任和收益不對稱導致了“政府是大公無私”的出發點即不成立;同時因為市場是分布式的,每個人只能知道和了解他自己的效用函數、偏好、成本和選擇,即便是政府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管制的存在也阻礙了市場傳遞、匯總和反應這些分散信息的健康渠道,對市場競爭造成了人為的破壞;最后,政府或是受制于各個利益群體、或是沒有足夠的監督約束,難以遵守其承諾。
 
  Part 3:國企改革:路漫漫其修遠兮
 
  四十年改革風雨兼程,所有制結構是核心內容
中國的國企改革40年征程,歷經五大改革階段:
1978-1984年,打破了政企不分,推進國企放權讓利(上繳利潤→繳納所得稅),促成了企業利潤激勵機制的初步形成;
1985-1992年,所有權、經營權兩權分離,開啟了現代企業制度的新嘗試。出現允許國有企業破產第一例,引入國企“優勝劣汰”機制;
1992-2002年,抓大放小,中小型國有企業逐步放開其他性質資本,推進國企止虧。
2003-2013年,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成立國資委,引入董事會制度,推進兼并重組;
2013年以后,大力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這30多年的經濟改革,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企業的所有制結構,國有領域的收縮和私有領域的擴張成為了大趨勢。國企在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從1978年的80.7%減少到了2010年的26.6%,而同一時期私企的份額從幾乎是零攀升到了30.5%。
 
  國企改革進行到了瓶頸期,深化改革之路任重道遠
如今,國企仍在關鍵行業(能源、原材料、軍工、裝備制造等)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相比于國企,民企在資源配置中一直得不到公平對待,“國進民退”則在這幾年愈演愈烈,深化國企改革的議題再次被擺上桌面。
張維迎先生在《為什么國企改革非改不可》一文中提到改革必要性的幾大理由:
1)經濟增長放緩。中國過去30年的增長高度依賴出口擴張、勞動力成本優勢,如今優勢越來越不明顯,企業需要靠創新突破。絕大部分創新萌生于民營企業,國企嚴重匱乏創新動機和能力。
2)與公平競爭不兼容?!笆袌鰶Q定性作用”和“國有經濟主導”天然存在悖逆。在資源錯配、制度偏袒等不公平市場競爭條件下,民營企業家潛能被埋沒,道德可能被扭曲,最終失去企業家精神。
3)國企效率低下。由于產權不明晰、激勵設置缺陷等因素,國企經營的資源使用效率很低,往往即便是明面賺錢也并不是來自于自身經營動能,而是政府特權(免費牌照、低息貸款、稅收優惠)、法定壟斷等其他因素。
4)社保體系亟待建立。社?;鹈媾R赤字,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赤字必然會變得很大。把國家在國企中的股份轉化為社?;鸹蛘邍筚Y本籌措資金不乏是一個良策。
微觀層面來說,國企在企業內部管理和制度設計上,也存在著重復建設和兼并困難(資源浪費和整合難度大)、內部權力斗爭(無收益權,從而爭奪控制權)、滋生惡性競爭(定價低于邊際成本而形成壟斷)、商業道德(對產權不尊重)等問題。
未來改革思路:
1)首先推動國企上市,國家控股減持;
2)民營企業家進入董事會逐步擁有發言權;
3)政府退出公司治理,最多享受分紅權;
4)未來或許成為一個建立在私有產權基礎上的市場經濟。
 
  Part 4:兩大經濟學家之間的碰撞:產業政策何去何從?
 
最后,智琦也和我們分享了一段林毅夫和張維迎這兩位中國頂級經濟學家之間,關于“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學術辯論。兩人對于“產業政策”這一核心話題,展開激烈的辯論。
 
  什么是產業政策?
林毅夫先生認為,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促進某種產業而有意識采取地政策措施(包括關稅、貿易保護、稅收優惠、工業園加工區、科研補貼、壟斷和特許經營、政府采購及強制規定等);張維迎先生則從更為經濟學的角度解釋,產業政策是政府出于經濟發展或其他目的對“私人產品”生產領域的“選擇性干預”。
 
  產業政策是否該存在?
林毅夫把大多數經濟體都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使用了產業政策,積極有為的政府是成功經濟體的顯著特征。企業家的創新主要在產品和技術層面,基礎科研和公用技術的突破則需要政府支持。
張維迎則反駁稱,產業政策是披著馬甲的計劃經濟,其在中國的失敗例子比比皆是、成功案例則鳳毛麟角。中國經濟的結構失調、產能過剩,背后幾乎都是產業政策在作祟。
 
  產業政策為什么會無效?
林毅夫的觀點是,產業政策的失效主要歸因于:政府的執行能力、急于趕超的心態導致過度支持等。他認為產業政策本身并沒有錯,錯在具體執行層面的問題。
張維迎則試圖從產業政策的內在缺陷來分析其無效性。他將產業政策的失敗歸因于人類認知能力局限和激勵機制缺陷,提出了人類的“無知”和“無恥”--批駁了技術進步和新興產業可預見性,重申了產業政策必然造成權力尋租的動機推斷。
 
  國家如何發揮比較優勢?
林毅夫先生提出客觀比較優勢和政府能動作用相結合,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可以在不同發展階段創造新的比較優勢,但起步階段都需要政府進行鼓勵和支持。
張維迎則認定,比較優勢的主體不是國家,而是市場中每一位企業家,是個體。企業家在市場經濟中自然會發揮比較優勢追逐利益最大化,社會效用最大化只能通過市場自由競爭下的個體比較優勢發揮才能達到,產業政策則會扭曲這種比較優勢機制,認為改變資源配置的模式和效率。
最末,兩位經濟學家之間精彩紛呈的辯論,也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嶄新的經濟學視角,幫助我們在產業投資的過程中,更好地理解政府和市場各自應當發揮的作用,以及企業、政府和市場三者的有機關系。產業政策之辯,不只是兩位泰斗之間經濟學派觀點的碰撞,更是我們對國家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一種深度思辨。產業政策其背后有利有弊,有短期效應也有長期價值,有正面的引導鼓勵也有負面的過度支持。對產業政策報以客觀中性的認知,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深入理解產業興起、發展和變遷,支持我們做出更優的投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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